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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刘琦自觉时日无多 ，故而决议行险推行，只是放在承和年间确实太早了些，无论是利益平衡还是思想基奠都有所欠妥 ，故而一经推出后立刻在朝野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和质疑声，虽然欢迎者甚众，但不满者几乎同样多 ，刘琦凭借自己在军政两届的强大威望以及在民间的近乎半神的影响力，终究还是在全国强制推行了开去，但在各地引起的波澜却是此起彼伏
 ，抗命的官员，谋私的议员，以及无所适从的百姓
，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不满，好在新学与开化的基础已在全国打下，各级学校里研读新学的读书人和老师们这时候便成了朝廷政策最好的解释者和补充者 ，他们基于实际运作中的矛盾或居中调和、解答释疑 ，或收集民议、上报中央，而刘琦则是以开放的姿态和精神一并接纳  ，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中华大学教授们的集思广益下，对议院制度的设计再三修改
 ，并根据各地实情对地方议院分设特例，调整各阶层代表的占比 ，努力让每个群体都能表达意愿
，正如刘琦所说：这当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绝对的全体满意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再三协调和多方沟通之下 ，在议院内通过群体讨论来求同存异逐渐成为了解决政治争议的主流方式，皇帝、行政官员与议院三者相互制约 ，又互相配合，形成相对完善和稳定的政治架构 ，为今后大汉帝国数百年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于再往后的事，那便不是刘琦一人之力所能顾及得了了，到承和十年，相应的改革都已完成，议院也进入正常运转之中
，眼看帝国病灶已除，刘琦这才放心卸职 ，回到了江陵城的簪花别院养老 。